错配之殇：追求精确，但勿“计划”伟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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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家列奥·施特劳斯曾说：“我们时代的问题是，在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聪明，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却全然无知；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，在大事上却像疯子一样在赌博。我们零售理智，却批发疯狂。”
上述名言，如果浓缩成一个熟悉的词，就是：“错配”。
错配，本意是指在金融市场投资中，长短周期、大小资产的组合错误，从而导致风险和损失。但事实上，“错配”现象，从个人到组织，从组织到国家层面，几乎无处不在。
我们的语言文化中，有很多成语，其实就是对错配现象的描述。比如：夏虫语冰、鸡同鸭讲、对牛弹琴、因小失大、小智大愚，等等。
现实世界中，各种各样的错配现象，更是俯拾皆是，比如：
○本该讲效率的时候，偏要讲理想；该讲理想的时候，却又讲绩效。常见于各种所谓“狼性文化”盛行的公司。
○本该讲是非的时候，偏要讲原则；本该讲原则的时候，却又讲动机。常见于官僚主义盛行的组织。
○本该讲科学的时候，偏要讲政治；该讲政治的时候，却又谈科学。前者常见于应对各类大规模的公共事件时，后者常见于用计划思维在人间构建天堂的各类乌托邦。
上述“错配”，已让我们苦不堪言。不过，在所有的错配中，有一类最为致命，但却一直被无视，那就是对“精确”与“模糊”——从认知到实践的全方位错配。
毫不夸张的地说，这才是绝大部分“错配”现象的“元凶”。
▍世界上的两类事情：
精确型事情与模糊型事情
经济学家哈耶克研究发现，人类的头脑或心智结构，可分为“精确型”与“模糊型”两种。
无独有偶。思想家以赛亚·伯林也将人才分为“刺猬型”与“狐狸型”两种：
○“刺猬型”人才只知道一件大事，他们头脑敏锐、精于计算，聚焦目标，永不言弃；
○“狐狸型”人才知道很多事情，头脑复杂、充满不确定，随时调整目标，边走边看。
显然，“刺猬型”人才，对应的是“精确型”的心智结构，“狐狸型”人才，对应的是“模糊型”的心智结构。与此相应，世界上的事情，也可以分为“精确型事情”与“模糊型事情”两种：
○那些目标明确、边界清晰、有可行性方案的事情，就属于精确型事情。如科学技术、机械制造、数据计算；
○那些变量太多，且每个变量随时都会发生变化，高度复杂的混沌系统，就是模糊型事情。如经营家庭、商业管理、军事战争、社会转型、国家治理。
两类事情，可谓截然不同。前者是典型的方法驱动型，需要事前的精密计划与事中的高效执行；后者是典型的方向驱动型，事前只需要、并且也只能确定大致方向，而无法精密计划，只能在事中假以耐心，大胆试错，并及时纠错。
当然，以上只是对两类不同特征的事情所做的分类。真实世界中，任何一件复杂的事情，或者事后被定义为伟大的事情，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，而是模糊型事情与精确型事情的复合体。
而且，越关乎方向、越具有创新属性的事情，就越接近模糊型事情，需要的是警觉、热爱、冒险、想象力，而非精确的计算。
模糊型事情，一旦完成创新或判断后，就转化为可执行、可计算的精确型事情，这时候需要通过目标、计划去完成。在执行精确型事情的过程中，一旦出现新的变量，就又变成需要重新判断、决策的模糊型事情。
可见，能分清复杂型事情与精确型事情，是认知的第一步；而要认识复杂世界、解决复杂问题，更重要的，是能拆解一件复杂事情中，哪些属于模糊的部分，哪些属于精确的部分，并且用相应的方法去追求。
然而，现实中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两者的“错配”：用“大而化之”对待精确型事情，以“精益求精”处理模糊型事情。
▲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，可视为“精确型”与“模糊型”，或“刺猬型”与“狐狸型”的分歧。
▍对“追求精确”四字，我们深信不疑
但追求精确的事业，才刚刚破题
妨碍我们认知的，常常不是陌生的东西，而是那些熟悉并深信不疑的东西。
对于“追求精确”这四个字，我们实在太熟悉了，熟悉到了它早就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口号了。然而，很多熟悉并让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，不过是新版的坐井观天而已。“追求精确”亦如此。
◎对“追求精确”的几个灵魂追问
“追求精确”，对受益于技术文明的现代人来讲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，甚至可以说，人类在追求精确的事业上，正在逼近极限——测量距离的单位，已小到了纳米，大到了光年；人类从“制造出能制造机器的机器”的工业革命，到“开始研制能制造人类自己”的智能革命，也就短短两百多年时间。
“追求精确”，对早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到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的早熟民族，以及对外开放短短几十年，就完成了从机械制造到智能制造——精密制造业几乎全门类或引进、或自主制造的中国，“追求精确”似乎更不成问题。
但是，在面对历史上“为何现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？”以及现实中“为何芯片等核心技术依然面临卡脖子？”等难题时，不免再次陷入尴尬。
到底何为“追求精确”?
“追求精确”只是技术和工程领域的分毫不差或锱铢必较吗？
“追求精确”的事业，为何更需要冒险、热爱和想象力？
“追求精确”事业的主角，是科技与产业界那些“半神半人”，还是一代代籍籍无名的工程师？
“追求精确”是“体”还是“用”？或者是“术”还是“道”？
“追求精确”的精神，人类自古都有，但为何该精神，在有些地方落地为产品、产业、标准和先进的生产力，但在有些地方却沦为口号，甚至成了宣示威严的繁琐礼仪和精湛的统治术？
这些问题，穿透了历史与现实，连接着国家、企业与每个人的命运。思考、回答这些问题，需要站在智者的肩上。
历史学家、思想家、精密制造的先行者西蒙·温切斯特刚出版的《追求精确》一书，不仅就上述问题给出了或直接的答案，或间接的启发，亦可纠正我们对“追求精确”这一问题的诸多偏见与盲区。不过，在总结这些答案和启发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下全书的梗概，否则难免有空洞推演之感。
2023年6月15日，西蒙·温切斯特在参访中国精密制造龙头企业华为时，任正非对他说，“你的书写得很好，对中国的工业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”任正非所说的“书”，正是这部刚刚由湛庐文化引进出版的《追求精确》。
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，当然更看重“追求精确”对于自己的企业以及中国制/智造的价值。不过，作为普通读者，如果认真读完全书后，或许可以这么对作者说：
“与其说这本书写得很好，不如说写得很妙；与其说它对中国工业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，不如说它对改善国人科技文明素养有很好的促进作用，对于减少在精确与模糊之间的错配，有很好的纠错功能。”
这段话充满赞誉之情，但绝非廉价的溢美之词。
作为大英帝国勋章得主的畅销书作者西蒙·温切斯特，成名作《教授与疯子》，从出版当年即突破百万册销量，到被改编成好莱坞大片，其以人物和叙事著称的风格早已为公众所熟知。那么，这种风格又如何驾驭“追求精确”这一专业而又宏大的话题呢?
除了作者出身精密制造之家，以及多年对精密制造的研究外，答案就在一个字：“妙”——谋篇布局之妙！
如果用一句话概括《追求精确》一书的主要内容，大致是：这是一部用一群“天才与狂徒”的“离奇”故事，编织起来的一部人类250多年精密制造的简史。
问题是“精密制造”这个概念本身，可能就会“劝退”大部分普通读者。精密制造，既不同于我们熟知的工业革命、人工智能等通识历史，却又包含了工程史、产业史、企业史等不同维度的专业知识。
但是，稍微了解下精密制造的历史，便不难发现，精密制造的历史，就是大半部的近代科学技术史，也是一部新兴产业与巨头企业的兴衰史，甚至大国的兴衰史。它既是历史，又是正在发生着的未来。
不过，对善于叙事的畅销书作者而言，勾勒出精密制造的历史轮廓，并将它写的生动有趣其实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融专业度、高度、深度于一体，这样才可能在为精密制造立传的同时，“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”“改善国人的工程师文化与科学文明素养，减少从认知到实践的错配”，否则就难逃“好读但速朽的畅销书”之命运。
但是，西蒙·温切斯特的确做到了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恐怕他是当代为数不多能做到的人。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和精密制造的先行者，还是一位历史学家、思想家，和探险家。《追求精确》的谋篇布局之“妙”，正是这些标签融于一身的结果。
所谓谋篇布局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搭建全书的结构，让经线与纬线既能各自独行，又能于关键处交汇。显然，在这一点上，非虚构类的作品，要比虚构类的文学创作更难。
●《追求精确》以“公差”为经线，贯穿全书。这让我们认识到，在“追求精确”的世界里，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个0这件事，不仅非常重要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革命。公差，或者“极小公差值”是如何从0.1 缩小到0.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的？作者将不同量级的“公差”，作为每一章的副标题，并以“公差缩小的历史”来推进全书的顺序。
无论精密制造业有多复杂，无论它经历过过多少次革命，也无论其中涉及多少人物、多少企业和行业，最后都源自一个问题，也终于一个问题：如何缩小公差——这是精密制造，或者技术文明史的灵魂所系。
●以“天才与狂徒”的离奇故事为纬线。每章以一两位“颠覆者”的故事，来连接各自时代的科技与产业（企业），并将此嵌入到更为宏大的人类文明史的叙事中，从而将该书的价值拓展到精密制造之外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所选的这些“天才和狂徒”——无论“精密制造之父”约翰·威尔金森，还是创办波音公司的威廉·爱德华·波音、“GPS之父”布拉德·帕金森、摩尔定律的发现者戈登·摩尔，在大众熟悉的历史上，他们被牛顿、爱因斯坦、图灵等“半人半神”的光芒所遮蔽了，但是，没有他们，再伟大的科学技术，都很难产业化、很难造福于普通人。
因此，《追求精确》既是为精密制造立传，也是在为这些被遮蔽的“天才与狂徒”以另类形式立传，这让本书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。以致于为本书做推荐序的田涛先生呼吁：
当然，我们了解《追求精确》一书的梗概，不是为了欣赏作者的谋篇布局之妙，也不是陶醉于另一类型的英雄主义叙事，而是为了站在作者的肩上，回答“追求精确”绕不开的那几个灵魂之问，从而将我们对“追求精确”的理解，从字面意思，升级到技术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。
◎从“差不多先生”到“中国制造”，“追求精确”才刚刚破题
如果说“追求精确”的精密制造，几乎可以等同于现代科技文明、物质文明，那么，作为其对立面的“大而化之”，无疑是妨碍科技进步的头号敌人。偏偏这个“大而化之”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异常的突出：
○民国思想家胡适曾撰写《“差不多先生”传》一文，为国人别样立传，警惕国人马虎习气要不得。“差不多”“大而化之”的结果，就是一边追求精确的“口号”盛行，一边对技术进步不屑一顾，甚至将其贬低为“奇技淫巧”。
○且不说鸦片战争失败后，企图通过洋务运动谋求富强的晚清精英们，无论打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口号，还是“中体西用”的底色，骨子里都是对追求精确的技术文明的鄙视。
○即便伟大如庄子，也曾讽刺一天能够灌溉百亩田地的机械：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；有机事者必有机心；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；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载也；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”。
虽然说，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智造”的升级之路，正遭遇着艰难险阻，甚至有停滞和折返的风险，但不应否认的是，技术层面的“追求精确”，在中国的确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改观。但是，随着我们对“追求精确”的理解越深入，就越发现，我们所熟悉的，只是“追求精确”四个字的字面意思，而追求精确的事业，只是刚刚破题而已。
虽然，“追求精确”首先是技术层面的，但如果我们对其认知止步于此，不过是“差不多先生版”的“追求精确”。一位被冠以历史学家、思想家头衔的作者书写的《追求精确》，自然不会停留于“术”的层面。
◎“追求精确”不是简单的计算与控制，而是人类智力加速逼近极限的冒险
提到“追求精确”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，仍然停留于将机械制造业的零部件，如螺丝、轴承的误差控制到最小这个层面，也就是牛顿力学世界下的“精确”。
谈及追求精确的重要性，很多人能想到的，也是“少了一颗钉子，亡了一个国家”的谚语，能讲的故事，不过是“当年美国白宫被英军烧毁，是因为当时美军的枪支是出了名的不靠谱。”
事实上，人类对“精确”的追求，从20世纪开始，就已经朝着三个维度狂飙：
◇一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下的宏观世界——大到可计算远在几万年光速之外的天体运行速度；
◇二是量子力学下的微观世界——小到一块5纳米的芯片上，居然可以容纳153亿个晶体管，而5纳米，仅仅一根头发的万分之一。
◇三是整个世界的复杂度上——今天，我们所处的世界，万物皆可“精确”，万物皆被“精确”：量子时钟是对时间测量误差的精确，GPS定位是对空间测量误差的精确，纳米级芯片制造是对环境杂质控制、平整度控制、光刀准度控制的全方位综合精确。世界的复杂度正在日益呈指数级增长。
“万物皆可”精确的世界，人与人、企业与企业、国与国之间的差距，将不再是“数量”的差距，而是“数量级”的差距，这种差距一旦形成，只会越拉越大，很难再追赶。
仅以我们熟悉的“工程师”一词为例。印象中，工程、机械领域的工程师，常常是拘谨、教条的代名词，而互联网大厂的工程师，常自嘲是习惯了“九九六”，“吃青春饭”的“码农”。
然而，读完《追求精确》，不难发现，卓越的科技人才、工程人才已越来越复合型：杰出的科学家，一定是充满激情、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；伟大的工程师，注定是动手能力强的科学家。当年的威尔金森、福特、亨利·罗伊斯和他们的公司如此，苹果、谷歌、ChatGPT这些公司及其工程师更是如此。
◎“追求精确”是术，也是道，更是价值观
诚然，几千年人类文明史，更多地佐证了思想之于制度、制度之于文明的先决性作用。然而，《追求精确》一书却将“对精确的极致热爱塑造了现代世界”这句话印在了封面上。这似乎和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“制度决定论”“文化决定论”“信仰决定论”相悖。
不过，如果我们沿着《追求精确》一书提出的问题，精读《剑桥科学史》等经典作品，便不难发现，这种“相悖”的感觉，是我们对“追求精确”在认知上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致——将技术文明视为体用之辩中的“体”，道与术之争中的“术”。
事实上，现代文明至少包含制度文明、精神/思想文明、技术文明三个维度。平等的思想，民主的制度，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就诞生了，但只有到近两三百年，在技术文明的加持下，才共同演化为高度理性化的现代文明和复杂的现代世界。
但是，我们看到最多的，不是对技术文明的贬低或妖魔化，就是将技术文明与其他文明割裂开来。
事实上，技术进步帮人类解决的问题——贫穷、愚昧、封闭、战争，远比它造成的问题多。这是个统计学问题——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，因贫穷、疾病导致的死亡数下降，以及人类战争的次数、持续时间两相比较，结论一目了然。
更重要的是，“追求精确”的技术革命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亦被大大低估了。
诚然，技术本身是中立的、没有价值观的。但是，技术是如何诞生的？新技术的诞生是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？思考这些问题，本身就是在回答“术道之争”。
“自由的土壤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涌现”，这早已是价值观层面的共识。那么，技术进步是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呢？我们知道，社会的进步，包括社会组织化的规模和范围、复杂化程度、人性化程度。翻阅《追求精确》一书中的案例，回顾历史，不难发现：
●如果没有“机床+蒸汽机”所开启的精密制造的诞生，人类的生产活动可能只能局限于小作坊，现代化的工厂就不会诞生，人类大规模的分工协作，只可能出现在为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场合，而非社会化生产领域。
●如果没有电气革命、通信革命，就不可能有大规模城市的出现，全球化、地球村只能是天方夜谭。
●如果不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的知识社会的到来，再大的公司，管理模式可能还是官僚制+流水线的“福特式”，而非更加扁平化、人性化的“谷歌式”。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没有技术进步，就没有管理学的革命。
可见，技术进步对社会分工、协作的推动，是革命性的，是技术让社会越来越复杂，也越来越文明。技术文明是“术”，也是“道”，是“用”，也是“体”，更是价值观。
奇妙的是，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几件事，都始于一个特殊的年份：1776年。
1776年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精密制造的诞生——瓦特成功改良蒸汽机，工业革命爆发。而这件事，正是《追求精确》一书的开篇。
这或许是巧合，但250多年的近代史，以及古今历史的对比足以说明：技术文明与制度、思想，从来不是独自运行的，而是相互促进、互相制约。长期而言，落后的地方，三者都很落后，先进的地方，三者都很先进。人类迄今还没有出现一个制度和思想很先进，但技术却很落后的案例。
“自由的土壤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涌现”是基本的共识，但“追求精确”的技术革命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，更应该引起重视，这是《追求精确》一书，再清楚不过的价值观。
◎“追求精确”的验证：“东西方大分流”绝非历史偶然
科学界、思想界有一个著名的“李约瑟之问”：管理/统治制度设计精良、文化早熟的东方，为何没有诞生现代文明，并以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的爆发为界，东西方世界出现了大分流？
这一问题，史学界早有定论。但通过对“追求精确”历史的考察，更加验证了东西方大分流，绝非某个历史瞬间的偶然事件，而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一刻，甚至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，由东西方各自的文化、历史特质所注定的。
“追求精确”的精神内核是追求科学、崇尚理性，这本是西方文明的底色之一。从古希腊对几何学、逻辑学公理化体系的追逐，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严密论证，再到培根、伽利略开创的科学实验传统，经过两千多年无数天才的层层累积，才于18世纪开始大爆发，并一发不可收拾。可以说，“追求精确”就是西方理性精神与信仰文明共同的产物。
相反，传统中国虽然也有科学思想的萌芽，甚至在数学、几何、天文、水利等领域，一度走在世界前头。诸子百家的思想中，也不乏商业文明、技术文明的零星思想。
然而，诉诸于内的儒家文化，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哲学，尤其是秦完成大一统后，对政治、经济、思想的高度禁锢，将科学萌芽扼杀于摇篮中，“追求精确”逐渐被引向了繁琐的礼仪和精湛的统治术。
“科学是发现上帝密码的，技术发明是改写上帝密码的，精密制造是重构上帝密码的。”这是一位智者在听完《追求精确》一书中关于哈勃望远镜、韦伯望远镜、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故事后，随口冒出的一句话。
不过，如此经典的话，仅仅作为对科技史上几个高光时刻的评价，还是略显浪费了。事实上，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技术文明，或者说追求精确事业的主角，而且勾勒出技术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伟大的生态。
如果带着这句话重新翻阅《追求精确》《剑桥科学史》等作品，更重要的认知则是：
从科学到技术，再到产品，每个领域中越是颠覆式的创新，就越接近模糊型的事情，它们无一不是天才、疯子和狂徒们，用天赋、激情、冒险、想象力创造出来的，这是典型的模糊型事情，很难被计划或设计出来。
◎主导“技术文明”的，是天才、疯子与狂徒，他们常常不合时宜，甚至有严重的性格缺陷或道德瑕疵。
◇万有引力、三大运动定律、相对论、量子理论，这些“上帝密码”的被发现，是每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先声，这些伟大发现，应归功于科学家。
《追求精确》中，作者认为，牛顿、爱因斯坦、图灵，“天才”二字已无法形容他们，他们只可能是“半人半神”。然而，伟大如图灵，却不容于当年英国的法律与道德，被执行化学阉割，并导致自杀。
◇伟大的技术、产品的发明者，用激情、想象力、改变世界的野心和无数次承受挫败的遭遇，改写了“上帝密码”。然而，即便发明“苹果”的乔布斯，在很多工程师眼中，就是一个“偏执狂”，或不可理喻的“疯子”。
◇除了科学家、发明家，技术文明还离不开无数籍籍无名的工程人才、管理人才。然而，能将所有人精密组织在一起的，如果不是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，那只能是上帝自己。
◎天才、狂徒，都不是培养、计划出来的，要做的恰恰是“减少制度、文化对他们的戕害”。
天才是社会中的统计野值点，不在统计学的均值线上。因而，天才也就不是培养出来的，而是“长”出来的。翻遍《追求精确》《剑桥科学史》，也验证了这点——没有一个天才或狂徒，是按照“某某计划”培养出来的。相反，大多数都是时代的“异类”。
我们知道，人类社会的智商是正态分布的。任何社会的天才数量与该社会的人口应该成正比，例如，万分之一。这意味着，天才数量与人口总量比例过低的地方，一定是存在严重束缚、甚至扼杀天才的东西，主要包括：
“嫉妒心，制度和文化。”
◇天才，往往有着普通人望尘莫及的智商、地位和名望，普通人面对他们，根植于人性底层的“嫉妒心”往往会化为扼杀天才的“恶”。
◇专制对天才的扼杀，早已成为共识。今天，值得警惕的是，现代民主社会，标准化的生产极大提高了效率，但也很容易扼杀天才，因为市场与民主更倾向于用同一标准衡量全部资源。
◇天才的涌现，是典型的模糊型事情，需要的是放弃“计划”伟大的妄念，约束我们的嫉妒心，多给天才自由与宽松的环境，减少戕害他们的制度与文化，“天才”自然会回归正态分布。
然而，现实中看到更多的却是错配——形形色色的培养天才、创造性人才的规划——这是在用精确型事情的方法，解决模糊型事情。
◎越“追求精确”，越应怀有敬畏之心，越要警惕“错配”
“在芯片行业里，流行这么一句话：再来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功率再增加一倍，尺寸再缩小一半。让“不可能”这个词，在芯片设计和制造这个行业变得无人提及，无人听闻，无人理睬。”（《追求精确》p332）
依据伟大的摩尔定律，回顾晶体管的发展史，这种无所不能、无限精确的事业，似乎是可行的。人类的智力水平和创造力，的确到了让自己深感不安与恐惧的地步。
然而，《追求精确》一书最后一章，作者又从历史学家、精密制造先行者的角色，迅速切换到思想家的身份，大谈“均衡的必要性”，作者清醒地意识到：精确终有极限，一旦超过极限，必遭反噬。这一洞察，不但拔高了全书，更引出一个更重要、更永恒的问题：
承认理性的有限性，才能从根本上避免“错配”，减少本来大可不必的悲剧和灾难。
今天，人类可以设计出无限复杂、无限精密的仪器，甚至可以设计出“智能的人”“真实的虚拟世界”，但依然无法解释“复杂性比波音飞机高出不知多少个量级的人类自身，到底是谁设计的？”——如果这不是“大自然的深谋远虑”，就只能是上帝自己的杰作。
伟大如牛顿，在股市投资失败后，也发出了“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速度，却计算不出人心”的慨叹。
以“致命的自负是人类通往奴役之路”的洞察闻名于世的哈耶克，早年就出版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一书，警惕人类的建构理性如果被滥用、错配到模糊型事情，一定会导致灾难。
近些年，互联网上也有人假爱因斯坦之名，发出“科学的尽头，是上帝”的感慨。
遗憾的是，像牛顿、哈耶克这些能意识到理性及其限度的先知，永远是个例。因此，技术越发达，理性越膨胀，越需要回归人文与信仰。
一部介于科技、历史、思想之间，却又兼而有之的《追求精确》，阅读、思考、推介它，对于一家主打人文社科经典的书店而言，无疑是一场真正的“探险”——因为这是一位畅销书作者兼探险家的新作，更重要的是，该书刚出版就被被作为实业家符号的任正非，定义为“对中国工业有很好促进作用的好书”。
上面的文字，算是对这场探险的小结，却也和过往的一场场阅读之旅一起，完成了一次关于现代文明关键部位的“认知拼图”。
●我们固有的思维和认知中，“科技文明”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——很多人对“追求精确”的认知，还停留在“精益求精”这样低层次的口号上，而这才是科技落后的首因。因此，人文思想首先要拥抱科技文明，《追求精确》一书首要的功能，就是改善我们科技文明的素养。
●技术文明中每一项伟大的成就，都包含着模糊型事情与精确型事情，而最关键的模糊型事情，没有一项是被计划出来的。阅读“牛顿、爱因斯坦、图灵”等人的传记（《牛顿传》《爱因斯坦传》《艾伦·图灵传》），以及《追求精确》《剑桥科学史》等作品，我们只能将其解释为：
这是上帝对历史上那些天才、疯子、狂徒们的天赋、热爱、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奖赏。因此，科技必须要回归人文，要警惕“计划伟大，滥用理性”导致的失败与灾难。这是《追求精确》最后一章提出的问题，但却贯穿全书。也将我们的思考，引到现代世界最关键的“部位”。
●不得不承认的是，“计划伟大，滥用理性”，才是人类天性中的主流——因为这容易给少数人带来安全感和神圣感，给多数人制造一种“未来是确定的”幻觉。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诸公，以及威尔·杜兰特、哈耶克等人的洞察。这类现象不仅普遍出现在商业世界和科技领域中，更常见于用计划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中。区别仅在于：
◇科技、商业领域，无论模糊型事情，还是精确型事情，主要是“求真”，因此是可证伪、可纠错的，并且是线性的、不可逆的。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旦诞生，物理学就不可能再倒回牛顿时代；诺基亚已经很好了，但“苹果”诞生了，它就只能进历史博物馆。
但在社会领域，变量太多，且很难统一标准，大部分事情都属于模糊型事情。比如，没有人否认公平、自由、正义这些关于“善”的价值。然而，每个人对这些概念的定义、理解、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因此，犯过的错误，注定还会一犯再犯。
◇科技、商业领域的“计划”，由于是分散的、局部的，即便错配，代价和影响也是有限的。一人犯错、一家公司犯错，结果无非为自己的失败天经地义的买单；但对于后来者，这些错误，却是最有价值的垫脚石。
因此，对于被裹挟进“伟大计划”的无数人，这是在为别人的错误买单的悲剧，对于后来者，由于变量不可能完全雷同，所以很难真正做到以史为鉴。
这也是为什么科技看似中立，商业看似逐利，但却应该给予更多鼓励和更少限制；而政治天然应该向善，但却必须要对其进行制约、制衡的根本原因。
然而，这类“错配”，古往今来，络绎而不绝。我们能做的，唯有从认知上，完成对现代世界三大“关键部位”的智力拼图：
“人文首先要拥抱科技，科技必须回归人文，而人文与科技，始终需要制度文明的保驾护航。”
这未必是《追求精确》一书作者想要/需要表达的，但却是此时此地的我们，在阅读《追求精确》一书时，不得不思考的。
为此，我们精选了本文中多次提及，可帮助我们完成这场“认知拼图”的经典作品（含多部先知独家好书），为方便书友查阅，均置于《追求精确》一书规格中，点击下图，或识别二维码，即可查看或选购，购书即赞赏店长。
美术：煜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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